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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怀念汪毓和老师

汪毓和老师仙逝,我是一定要写些什么的。

我的成长,我的事业,都和汪老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毕业时,正值“三化”、“双百方针”、“文艺为工农兵服务”大行其道,一时间“亡琴论”甚嚣尘上,钢琴成了封资修的产物。在我印象里,六年级就没怎么好好学习,老下乡下厂,劳动、演出。钢琴下去很困难,只能编一些业余节目,唱歌、跳舞。本是爱玩的年纪,唱唱跳跳还挺高兴。

直接带来的严重的后果是那年钢琴系不招生。我们班有15个钢琴专业的学生,纷纷以文化馆、手风琴、小号甚至改行分配到全国各地。

大学只有管弦系和音乐学系招生。管弦系谁上谁不上学校早定了,但音乐学系没有生源,班上几个钢琴同学去考,我却根本没往心里去,成天晃悠着。但有一天被告诉(忘了是谁告诉我的),音乐学系要再招一次生,让我在班里的黑板上写这个通知。

有一搭无一搭地,我也去考考。音乐学系的老师问了我几个问题,我记得的是“喜欢谁的作品,为什么”,我答“莫扎特,因为……”。如此这般。

第二次参加考试的人里。只录取了我一个。

有一天刚要进五楼,教务处的宋凯老师从里面出来,指着我说:“你傻,你分到总政了。”后来我才知道,班上只有两个钢琴专业的同学是按钢琴分配的,我是其中之一。

我愣在那儿,心里开始扑腾了。总政,是当兵啊,那年头谁不向往。而且还是钢琴专业。我冲到当时的附中校长俞慧耕家,说我不上大学了,要去总政。她说你已经不归我们管了,去找音乐学系吧。于是我又去找音乐学系。

就这样,我第一次正式见到汪毓和老师,当时他是系秘书。

汪老师抽着烟斗,那样子我至今还记得。他慢条斯理,不慌不忙,具体说了什么我已经忘了,总之是不行。后来我只好上了音乐学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老说我专业思想不稳定。

时间一晃到了1973年,我被分配到音乐研究所,很快就被调到“外国音乐史组”,和很多老师一道,完成江青交办的写《欧洲音乐史》的任务。汪毓和老师也在其中。

1975年底,汪老师问我:“你愿意到《人民音乐》吗?”他即将任《人民音乐》的副主编,想带我去。

我丝毫也没犹豫就答应了。因为我不喜欢音乐研究所的沉闷,巴不得赶快离开。从此我在《人民音乐》一呆就是32年。

汪老师在《人民音乐》只工作了两年多。他全力以赴,认真负责,也不得不小心翼翼。要知道当时正是四人帮文化组猖獗之时,《人民音乐》是经江青批准恢复的5个刊物之一,离中央文革不可谓不近。

编辑部除了主编孙维权,其他人都很团结融洽。四人帮粉碎后,马可被任命为主编,汪老师实际主持工作。他事必躬亲,严谨细致,每篇文章都有他的心血。赵沨院长恢复工作后,希望汪老师回校教学。为此他还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当然应该回校。以后他曾说我的意见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使我很意外。后来我曾对他开玩笑说:“你把我带到人民音乐,却自己拍拍屁股跑了,把我扔下不管了。”

以后,我和汪老师虽然不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却因为音乐界的很多活动多有来往和联系。

汪老师博学。他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拓荒者、耕耘者。不仅如此,他是作曲系毕业的,所以他对国外的音乐作品也了如指掌如数家珍。每当请教,他都能引经据典,立即说出作品产生的年代和对作品的分析。

汪老师谦虚。从来没有看到过汪老师颐指气使、居高临下,而总是谦和儒雅,吴侬软语娓娓道来。我在编辑部曾数度没大没小和他争吵,但他事后却说知道我的为人,从不计前嫌,仍然关心我,亲切友好如初。

汪老师进取。这个词可能不太准确。我的意思是,汪老师从来不墨守成规,将自己定于一尊。汪老师是中国近现代史公认的权威,但是他也知道,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真实面貌不断被披露,音乐史的很多不为人知的或被掩盖的事实也应还原历史真相。对于他人对汪老师著作中的质疑甚至攻击,他都能坦然面对,继续查找资料,不断思考修正。《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纲》的不断修订,就是汪老师虚怀若谷、不断进取的例证。

2012年12月29日,踏着寒冷的白雪,我去医院看望了汪老师。拖了那么久,是因为我的母亲也刚病逝,伤痛始终挥之不去,很怕看见医院相同的情景。但是一定要去也是我的心结,下定决心不能拖过2012年。

我站在病床前,看到曾经那么健康红润、始终面带笑容的汪老师变得毫无生气,被病痛折磨得瘦骨嶙峋。我的心一阵阵发紧,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感叹人生无常。汪老师,您辛勤耕耘一生,在中国音乐史的上的建树硕果累累,培养了无数人才,影响了几代学人。中国音乐史上必定有您重要的位置,为您写上浓重的一笔。

那天我离开时,无数次回望。我明白汪老师将不久于人世,心里默默地说:“敬爱的汪老师,再见。我将永远怀念您。”

2008年,茅山。左起:蔡良玉、汪毓和、于润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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