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18日至23日,我和张锡海赴克罗地亚格罗尼兹市出席了世界青年音乐联盟（JMI）第59届年会和代表大会。这是我们加入JMI以后第一次参加大会。根据文化部和外交部的指示精神，我们在会上提出承办2006年JMI第61届年会和代表大会。此外还就世界青年乐团2005年夏季来华巡演等事项与乐团总监和指挥交换了意见。

此后，中国与JMI开展了多项合作，如推荐中国青年演奏家参加世界青年交响乐团；2005年，承办了世界青年交响乐团100多人来华，在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福州、厦门、深圳、珠海等9个城市演出。

世界青年交响乐团到今年已经成立35年，尽管因为年龄的限制乐手不断更换，但乐团的演奏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水准，并以青春、活力而著称。应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青年音乐联盟的邀请，乐团在中国的巡演以“爱与和平”为主题，演出曲目有普罗柯菲耶夫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拉威尔的《波莱罗》、《唐.吉诃德与杜尔西妮》、伊贝尔的《唐.吉诃德》、莫索洛夫的《铸钢厂》和图里纳的《斗牛士的祷告》，还有当代作曲家约翰.亚当斯的歌剧《尼克松在中国》中的《主席舞蹈——为乐队而作的狐步舞曲》。

世界青年交响乐团在中国的巡演，开局就不利。由于乐团把报关单填错，一些乐器直到演出当天才从海关提出。更要命的是，报关公司雇用的司机竟然不认得从机场到中山音乐堂的路！本来时间绰绰有余，却在路上走了三个小时，致使开幕式音乐会晚上9点多才开始，让西班牙首相等贵宾足足等了三个多小时。观众极为烦躁不满，我不得不拿起喇叭扯着嗓子解释了一遍又一遍。事后我说，必须要罚报关公司，话传到他们耳朵里，竟长期扣押我们20万的支票。

再就是这次接待乐团多少有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倒不是无米，而是少米，按以往惯例，文联基本可以给足活动所报款项，但这次日期迫近，却突然缩水，只给了35万，使我们措手不及。我去要求追加款项，文联财务段处长答复说除非你们认识财政部的要人。其次是场次，6场就应该打住，却犯了答应他们演9场的错误。

和乐团的协议早就签订了，撕毁势必带来恶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联系了中国爱乐乐团的乐务刘廼芝，在团长李南的支持下，低价位出租了像定音鼓、贝斯等乐器，并派人专程跟车；另外，我特地请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宗晓军全程带队（爱乐乐团最初也是他联系的）并全力联系地方上的演出商，尽力分担一部分经费。2003年，宗晓军在我们主办的波兰音乐周中，主管了全部演出事务，做的很漂亮。他临危受命，带领学生鄢磊一路上辛苦之极。既要随时和乐团的管理方协调沟通，还要和当地的演出商打交道。乐团的管理方都是西班牙人，他们缺乏教养，一点事儿就大叫大嚷；演出商更是一副奸商嘴脸，协议只是一纸空文；年轻的乐手里有不少来自西班牙，也经常起哄。宗晓军在两面夹击之中只能咬牙硬扛。

05年的夏季，中国大部分地区都炎热无比，乐团还在一路南下。这些孩子们白天长途跋涉，晚上还要演出，身体和精神的压力可想而知。他们的住宿条件还算凑合，演出条件多数差强人意，很多剧场都没有钢琴和其它设备，都要临时解决。我记得打电话给天津音乐学院的姚盛昌院长，他叮嘱专人把学校最好的一台三角琴运到剧场，而那天天津还在下着瓢泼大雨，使我深受感动。

每天我都寝食难安，在焦急中度过，不时从鄢磊那里得到乐团的管理者和宗晓军吵闹的消息。在乐团最后两个城市深圳和珠海演出时，我决定前往，即使没有“善始”，也一定要“善终”，千万不能在最后出问题！

深圳的演出商庞某已经和宗晓军闹翻了。这种情况下只能我出面协调，只求把演出顺利完成。到了珠海，当地的承接方也以资金出了问题为由，给乐团安排了类似招待所的住处，蚊子横飞、蟑螂乱爬，乐团提出罢演。我赶快让换住处，而这时三星甚至四星酒店都订不到了，只能到了一个类似度假村的地方。

住到了这样的地方，孩子们高兴极了，晚上的音乐会也格外卖力，效果奇佳。因为是他们的最后一场音乐会，我这才踏实地当了一回观众。的确，青年乐团所焕发出的激情和力度是成人乐团很难达到的。深圳的剧场上座率达到了100%，观众大声喝彩，热烈鼓掌。乐团在中国的演出完美谢幕。

但是酒店的费用远远超出了，怎么办？当晚，接待方、宗晓军和我三人为此一直谈到凌晨四点多。最后，以接待方给音协打欠条、宗晓军让他的父亲、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宗柏汇款5万垫付酒店费用而告结束。

世界青年交响乐团在中国的这次演出使我身心疲惫之极，但我始终咬紧牙关坚持。乐团的乐手来自35个国家，他们回去之后的说三道四，都关乎中国和音协的形象。所以这半个多月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不管怎样，乐团演出顺利完成，100多人没有任何人出现伤病，其中一个吹长笛的女孩儿不知有什么病，每天只能以香蕉和鸡蛋为食，也竟然走完了全程，真是阿弥陀佛。

排练

排练前

音乐会

音乐会后的狂欢

游览长城                           

(以上图片均为张大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