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黄叶绿阿姨的儿子安东电话中的噩耗，我的心顿时碎了，声音哽噎，语不成句。除了后悔还是后悔，为什么一直想看望黄叶绿阿姨，却一拖再拖？

1976年初，黄叶绿阿姨被分配到《人民音乐》工作。之前我完全不认识她、不知道她，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绝对真理，很快我们就极为投缘。她是《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大名鼎鼎的张光年的夫人，却不以此身份自居，当然，当时也没有资格自居，因为张光年还没有平反。而我，也没有因为张光年身陷囹圄而躲避她、疏远她，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密。

自那时起，几十年我们保持着友谊，成为忘年交。她和我妈妈是同辈人，但比我妈妈小几岁。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她都对我提携呵护关怀有加，成为我那段经历中最重要的人。

文革前，黄叶绿阿姨在戏曲研究院工作，对戏曲音乐很有研究。来到编辑部以后，她展示了游刃有余的工作经验，思维总是那么清晰敏捷。她的字体遒劲有力，文笔舒展豁达。我尤其喜爱她为人处事直爽坦诚、毫无矫饰虚伪的人格。

1976年正是乌云密布之时，空气中酝酿着倾盆大雨。我们经常在私下里议论江青、文革，文化组，那些不平之事、奇谈怪事。记得是10月11号，周一上班后，我们四目相对，马上读出了对方想说的话——“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我们俩站在永安里的办公室里，激动万分，我兴奋地手舞足蹈，她忙制止我。因为第二天她要出差，所以她一再交代我要沉住气。但她也一改往日的严肃，笑容洋溢。

从粉碎“四人帮”到整个八十年代，是一个政治开明、语言宽松的年代。因为我的缘故，结识了黄叶绿阿姨一家。我和妈妈常到黄叶绿阿姨家去，和光年伯伯一起聊天。那时的光年伯伯精神矍铄、谈锋甚健，坐在一旁听他们谈古论今，是一件很享受的事儿。记忆中的一件事，是光年伯伯推荐妈妈接任《新观察》的主编，为此也见到当时的主编、一位做派很男性化的戈扬阿姨。我记得那次在光年伯伯家，戈扬阿姨身着白衬衫，抽着烟，几个人相谈甚欢。后来此事如何进行我也不清楚，当然89年的事一出，一切逆转，《新观察》寿终正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999年6月15日——22日，中国音协接待了一个来自哈萨克斯坦代表团。代表团的成员都是当年冼星海在落难时，接济他渡过难关的家庭的后人。团长巴德尔甘·拜卡达莫娃教授是个音乐教育家，她的父亲是哈萨克斯坦的著名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在冼星海流落阿拉木图饥寒交迫时，拜卡达莫夫给予了无私的帮助，与星海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我特地和黄叶绿阿姨联系，代表团拜访了光年伯伯。他们簇拥着光年伯伯，表示出十分的尊重甚至有些崇拜，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而光年伯伯也非常开心，回忆了当年和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的点点滴滴。

2002年初，张光年伯伯去世了，我参加了追悼会。黄叶绿阿姨穿着一件旧的黑色呢大衣，神情落寞孤独地站在那里，使人心疼。之后没有多久，她就患胃癌住院做了手术，我到医院看望她，忘了是她的哪个家人告诉我，她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希望瞒着她。从此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尤其是体重不断下降，一天多餐也毫无起色。但尽管如此，她每年还要给我打电话聊，编辑部发生了什么事，一些人的近况，她都问得很仔细。

慢慢地，电话稀了，再后来，没有电话了。我打过去，才知道她开始糊涂，从抑郁转为痴呆。这几年，我只是打电话和她家阿姨对话，去年她感冒住不进医院，我还努力地找医院关系，等到可以有病床了，她却回家了。

去年12月，她的小儿子安东打来电话，作协要纪念张光年伯伯诞辰100周年，恰好我当天上午也有个会，遗憾地没能赶过去。

我在想，冥冥之中，黄叶绿阿姨一定感觉到了张光年伯伯纪念活动的举办吧？所以，她应是再无挂牵、再无眷恋，安祥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亲爱的黄叶绿阿姨，我的亦师亦友，您安息吧。

         写于2014/1/4 寒冷的冬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