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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对这个世界再无眷恋——怀念黄叶绿阿姨

 

听到黄叶绿阿姨的儿子安东电话中的噩耗,我的心顿时碎了,声音哽噎,语不成句。除了后悔还是后悔,为什么一直想看望黄叶绿阿姨,却一拖再拖?

1976年初,黄叶绿阿姨被分配到《人民音乐》工作。之前我完全不认识她、不知道她,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是绝对真理,很快我们就极为投缘。她是《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大名鼎鼎的张光年的夫人,却不以此身份自居,当然,当时也没有资格自居,因为张光年还没有平反。而我,也没有因为张光年身陷囹圄而躲避她、疏远她,而是相互之间有着天然的亲密。

自那时起,几十年我们保持着友谊,成为忘年交。她和我妈妈是同辈人,但比我妈妈小几岁。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她都对我提携呵护关怀有加,成为我那段经历中最重要的人。

文革前,黄叶绿阿姨在戏曲研究院工作,对戏曲音乐很有研究。来到编辑部以后,她展示了游刃有余的工作经验,思维总是那么清晰敏捷。她的字体遒劲有力,文笔舒展豁达。我尤其喜爱她为人处事直爽坦诚、毫无矫饰虚伪的人格。

1976年正是乌云密布之时,空气中酝酿着倾盆大雨。我们经常在私下里议论江青、文革,文化组,那些不平之事、奇谈怪事。记得是10月11号,周一上班后,我们四目相对,马上读出了对方想说的话——“四人帮”被抓起来了!我们俩站在永安里的办公室里,激动万分,我兴奋地手舞足蹈,她忙制止我。因为第二天她要出差,所以她一再交代我要沉住气。但她也一改往日的严肃,笑容洋溢。

从粉碎“四人帮”到整个八十年代,是一个政治开明、语言宽松的年代。因为我的缘故,结识了黄叶绿阿姨一家。我和妈妈常到黄叶绿阿姨家去,和光年伯伯一起聊天。那时的光年伯伯精神矍铄、谈锋甚健,坐在一旁听他们谈古论今,是一件很享受的事儿。记忆中的一件事,是光年伯伯推荐妈妈接任《新观察》的主编,为此也见到当时的主编、一位做派很男性化的戈扬阿姨。我记得那次在光年伯伯家,戈扬阿姨身着白衬衫,抽着烟,几个人相谈甚欢。后来此事如何进行我也不清楚,当然89年的事一出,一切逆转,《新观察》寿终正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999年6月15日——22日,中国音协接待了一个来自哈萨克斯坦代表团。代表团的成员都是当年冼星海在落难时,接济他渡过难关的家庭的后人。团长巴德尔甘·拜卡达莫娃教授是个音乐教育家,她的父亲是哈萨克斯坦的著名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在冼星海流落阿拉木图饥寒交迫时,拜卡达莫夫给予了无私的帮助,与星海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我特地和黄叶绿阿姨联系,代表团拜访了光年伯伯。他们簇拥着光年伯伯,表示出十分的尊重甚至有些崇拜,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而光年伯伯也非常开心,回忆了当年和星海创作《黄河大合唱》的点点滴滴。

2002年初,张光年伯伯去世了,我参加了追悼会。黄叶绿阿姨穿着一件旧的黑色呢大衣,神情落寞孤独地站在那里,使人心疼。之后没有多久,她就患胃癌住院做了手术,我到医院看望她,忘了是她的哪个家人告诉我,她不知道自己的病情,希望瞒着她。从此她的身体每况愈下,尤其是体重不断下降,一天多餐也毫无起色。但尽管如此,她每年还要给我打电话聊,编辑部发生了什么事,一些人的近况,她都问得很仔细。

慢慢地,电话稀了,再后来,没有电话了。我打过去,才知道她开始糊涂,从抑郁转为痴呆。这几年,我只是打电话和她家阿姨对话,去年她感冒住不进医院,我还努力地找医院关系,等到可以有病床了,她却回家了。

去年12月,她的小儿子安东打来电话,作协要纪念张光年伯伯诞辰100周年,恰好我当天上午也有个会,遗憾地没能赶过去。

我在想,冥冥之中,黄叶绿阿姨一定感觉到了张光年伯伯纪念活动的举办吧?所以,她应是再无挂牵、再无眷恋,安祥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亲爱的黄叶绿阿姨,我的亦师亦友,您安息吧。

 

         写于2014/1/4 寒冷的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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