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音乐理事会大会期间，代表们还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惊喜——到新落成的国家大剧院观看甘肃歌舞剧院演出的舞剧《大漠敦煌》。这个功劳完全归功于吴祖强，他是大剧院的艺术总监,这个条件是别人望尘莫及的。为了这场演出，他和大剧院的陈平院长商量，很不容易地挤出了一百多张票。别说是老外，就是老中，也对大剧院充满了期盼。所以，对于当晚去的代表和工作人员就是一个节日，个个欢天喜地。进了大剧院，中国人自豪，外国人惊叹。说实在的，舞剧并不太精彩，特别是音乐，某些段落简直就是普罗科菲耶夫的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翻版，真让人羞愧。孤陋寡闻的我还第一次在节目单上发现了有“执行作曲”这个职位。

大会的最后一项程序是选举执行委员（从此届起改称理事）和荣誉会员。因李焕之已经过世，而吴祖强已经连任几届（两年一届），不能再继续连任，而中国有关的领导们在规定的报送期限内对于人选的意见不一以及其它因素，错过了时机。最后，决定报送傅庚辰和吴祖强两位荣誉会员。过去，音理会还没有一个国家报两位同等职位人选的先例，一直到我们在理事会上陈述之前，主席理查德.莱茨都在说只能有一位当选。所以我的心里直打鼓，紧张的心情别人无法体会。

我简单地写了陈述提纲。我明白，要保证两位都能当选，决不能突出哪一位。陈述前，又与翻译彭海静做了沟通。在陈述时，我把两位人选的功劳说足，特别强调他们在中国音乐界的地位，既简洁概括，又热情诚恳，极尽“三寸不烂之舌”之能事。我特别强调，我们认为他们都符合标准，难分高下，确实难以取舍，所以，希望代表们给他们两位都投上一票。投票结果，吴祖强、傅庚辰与刚刚卸任的前国际音理会副主席埃尔纳.索尔布先生一起，获得了“终身荣誉会员”的殊荣。我悬在喉咙眼儿的心也踏实地回归原位了。

为使国际音理会大会开得成功，必须有相当的资金保证。当然，如果仅仅是开会也就罢了，但是为了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很希望让这些来自多个国家的代表对中国的文化艺术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的资源没得说，缺的就是钱。为此我从年初就开始联系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云南省委宣传部、总政军乐团等许多单位，他们无一例外地、慷慨地伸出了援助之手。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给予了10万元的赞助；中央音乐学院举办了开幕式音乐会；中国音乐学院除了举办一天的论坛外，华夏乐团还在北京音乐厅承办了一场音乐会；上海音乐学院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承担了大会的论文印制费用；云南省委宣传部在陈哲的协调下，精选出一台原生态的音乐节目进京演出，路费自行承担；总政军乐团在开幕大会上无偿演出。

会议结束后，我请人估算了一下，上述这些院团支持的费用达到了79万！他们的支持使得这一届国际音理会异彩纷呈，兄弟单位给予中国音协的巨大支持，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在心！

会议在表面上进行的非常顺利，但在底下我们却经受着很大的压力。会议和其它日程插不上手，就在费用上做文章，甚至派出专人住进酒店“监督”和查账。我们基本的工作人员只有5人，只是临时借了原文化部的两位外事干部。白天要组织安排上百人的大小会议，晚上还要为第二天的会议和活动做准备，真是感觉分身无术。但就这样，还不得不挤出时间应对查账，使正常的工作受到极大的干扰。工作间里，经常出现这样的场面：大家无精打采地对账，空气凝重；忽然，老外翩然而至，“你们好啊，我想问一下……”，一屋子人立马打起精神，热情服务、笑脸相迎。说句玩笑话，简直可以和四川的变脸相媲美了。

仅举一例，大会秩序册由于增加内容和印数，又在节日里赶印（陈至立和孙家正的贺词直到9月30号下午才拿到），价格自然会有所上涨，但却被质问甚至拒付款。屡次交涉无效，我只好向洛秦求助，他立刻承担了本不该他们承担的这笔经费，很快把这笔钱直接支付给印刷厂。

可以说，在整个会议期间，我们的心情都很郁闷，非常地纠结。表面上，我们精神抖擞，每天都在接受音理会、国际组织和参会代表的祝贺和称赞，但转过脸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第32届国际音理会暨国际音乐论坛圆满结束。我们做出了最大的努力，收到了最佳的效果，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威望，给国际友人留下了深刻的、难忘的印象。我们完成了上级交办的任务，无愧于自身的职责。我要由衷地说：中国音协外联部的同事们，你们在关键的时刻，以大局为重，全力付出，表现出外事干部的优秀素质，个个都是好样的！我爱你们！

主席和新当选的荣誉会员合影，从左至右：傅庚辰、埃尔纳.索尔布（挪威）、理查德.莱茨、吴祖强

音理会主席理查德.莱茨大会致辞

会场一角

会议进行中

代表提问

开幕式主席台人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