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谟治世按：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刘华清将军昨日逝世，新华社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话：

    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编歌词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军歌的歌词改编就有刘华清的功劳。1935年，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延川县后，刘华清在军团政治部秘书长程坦的主导下，一起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改编成歌词，填入了流行于鄂豫皖根据地的一首歌曲的曲调之中。这首军歌从红军时代一直唱到了今天，唱遍了全国。

　　“当时并没想到这首歌会流传得那样快，那样广，影响这么久远。如果这算得上一份成绩，主要是程坦同志倡议的，是他的历史功绩，我只是协助，做了个‘媒人’，把苏区现成的曲调往歌词上嫁接了一下。”《刘华清回忆录》里，刘华清如是说。

      我的妹夫程沐雨是程坦伯伯的长子，他曾撰文，记述了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编写过程。今转载如下，作为对两位革命老前辈的纪念。同时希望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公安警察都应该重新唱起这首歌，以整顿我们的党风、政风、军风，保持革命军队的良好传统。

程坦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程沐雨

    父亲程坦的追悼会是1981年1月8日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的，主持人是李先念，程子华致的悼词，悼词中说：程坦“······在红十五军团政治部工作期间，为了配合当时红军的政治纪律教育，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内容，利用鄂豫皖地区一首民间歌曲的唱腔，改编成《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首先刊登在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的小报上，很快在红军干部战士中广泛流行开来。以后，经过不断修改，发展成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有力武器。······”这是第一次在公众集会场合提到程坦在编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中的历史作用。

    不久，在《解放军歌曲》1981年第3期上，发表了该刊采写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产生》一文，第一次在媒体上公开报道了这首歌的编作过程，第一次在媒体上明确该歌的歌词编写者是程坦。

    我是程坦的儿子，出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42年，幼年跟随父母生活在新四军、八路军和解放军的部队中，经常听到部队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建国后，在上小学时也学唱过这首歌，记得当时歌篇上注明的词作者是毛泽东，曲作者是李劫夫。

    上世纪五十年代笔者上初中时，有一天晚上，父亲和母亲看完文艺演出一回到家，他就立即拿出久已不用的口琴，不声不响，不理睬任何人，独自一人，长时间反复吹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曲子，显得有些激动。夜已经深了，还在不停地吹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令人十分诧异。我询问般地看了母亲几眼，她对我说，在今晚演出的节目中，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最早的原词原曲，让父亲想起了红军时代。母亲没有向我说明这首歌跟父亲有什么关系。当时我还是个孩子，想不到这首歌会与父亲程坦有什么渊源。

    大概是1959年吧，我已上高中，一个星期天的中午，父亲在家请客吃饭，大多数客人是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和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的战友。饭饱酒足之后，这群老头子高兴了，以筷子敲打着盘碗，热情地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唱的是1935年末红十五军团时期的歌词。

    但1957年时的歌词已经定型，至今没有什么变化，内容如下：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要注意。

        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又喜欢，

        第三一切缴获要归公，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三大纪律我们要做到，八项注意切莫忘记了，

        第一说话态度要和好，尊重群众不要耍骄傲，

        第二买卖价钱要公平，公买公卖不许逞霸道，

        第三借人东西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

        第四若把东西损坏了，照价赔偿不差半分毫，

        第五不许打人和骂人，军阀作风坚决克服掉，

        第六爱护群众的庄稼，行军作战处处注意到，

        第七不许调戏妇女们，流氓习气坚决要除掉，

        第八不许虐待俘虏兵，不许打骂不许搜腰包。

        遵守纪律人人要自觉，互相监督切莫违反了，

        革命纪律条条要记清，人民战士处处爱人民，

        保卫祖国永远向前进，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

    接着，他们七嘴八舌地回忆起了这首歌的形成过程。有一个客人建议道：应该把老程当年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这件事说一说，写一写。父亲用浓重的河南省信阳地区新县口音阻止道：千万搞不得！这是我第一次明确地听到这首歌与程坦有关。

    大约在1965年，父亲带着妹妹，观看全国戏剧汇演，和黄镇、郭述申等人坐在一起。看戏过程中，黄镇拍着我妹妹的头说：孩子，你知道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你爸爸写的，了不起呀！

    “文革”中的七十年代，黄镇将赴美国担任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父亲在家设宴为他饯行。黄镇说：我在法国当大使时，一听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就想起老程，想起当年我们在一起共同战斗的艰难但充满激情的岁月，真是对这首歌有一种亲切感，这是老程的功劳，应该公布于众。父亲还是那句话：不行不行！千万搞不得！吃饭作陪的全都是他红十五军团的战友。

    “文革”初期，社会动荡，城市、工厂以及一些农村的秩序异常混乱。为了加强纪律性，反对无政府主义，毛泽东带头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当时不但解放军部队在唱，机关、工厂、农村、大中学校等也在唱，连小学生都在唱。大概就在这个时期，《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再次访问中国。据说，他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询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作者是谁？毛泽东当时曾表示，这首歌很好，不知道作者是谁，但不是他（指毛本人）。

    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他于1936年8月底曾在甘肃省的豫旺县采访，访问过徐海东及其率领的红二十五军以及红十五军团，发现部队都在唱《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认为这就是国民党的军队无法打败红军的重要原因，大加推崇，并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首次向外界披露了这首歌。可能斯诺是最早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介绍到当年的国民党统治区的，也是最早将这首歌介绍给西方世界的。

    “文革”中我家受到冲击，我的母亲也含冤非正常离世，因此到了“文革”结束后的1977年，父亲的身体已经很不好，多数时间住在医院里，我也经常在医院里陪伴他。这时为搞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形成过程，偶尔有人到医院采访他，他都是东拉西扯，搞得采访者稀里糊涂，不得要领。看得出来，他是在装糊涂。

    在我的记忆中，好象父亲从来没有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无关的人员谈论过这首歌是如何产生的，从来不提自己与这首歌有什么关系，包括他的子女—我们兄妹，他的口风是非常紧的，因此我们一直对这首歌的来龙去脉不甚了然。

    “文革”后的首届人大、政协会议期间，唐天际在会议上提出了一个议案，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程坦编写的，建议为此正名。这个消息一传开，一时间接连不断地有人到医院采访病重的父亲，包括一些记者。看来这时父亲是无法再继续装糊涂了。

    1978年或1979年，胡耀邦总书记到医院看望一些老同志，见到父亲，开玩笑说：老程，看来你也活不长了，有什么事情要我办，快说吧！父亲缓缓地说：还真是有事要麻烦你，一是我不想进八宝山，想叶落归根，埋到老家的程家坟山上去；二是希望搞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编作过程，以组织的名义确定我在编作这首歌中的作用，以免别人误解。本来想永远不提这首歌的事，但现在要采访我的人越来越多，逼得我不得不要求澄清历史事实，我不希望别人背后议论我是个骗子。

     “文革”结束后到父亲去世前的几年，刘华清经常到医院看望父亲，闲谈中有时回忆往事，回忆他们年轻时在红二十五军火热的战斗生活，开始公开谈论编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有关史实。程子华也经常到医院看望父亲，也经常回首在红二十五军的日日夜夜，怀念牺牲或故去的战友。我从他们的交谈中，对这首歌的形成历史，开始有了比较粗略的了解。直到这时，我才有意识地主动向父亲了解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头脑中有了一些比较有条理性的印象。简要情况是：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苏区长征首先到达陕北，与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军团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十五军团政治部的工作职责，由红二十五军政治部承担，高岗任主任，副主任是郭述申，但政治部的日常工作，是由郭述申主持的。父亲程坦此时则担任军团政治部的秘书长。

    10月，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县的老山和鄜县（今富县）的榆林桥，接连打了红十五军团组建以来的两仗。这是两个较大的胜仗，歼灭了一部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俘虏了几千名敌军官兵，缴获了大量军需物资。当地老百姓热烈拥护红军，许多农民踊跃参加红军，一些俘虏也参加到红军队伍中来，一时间红军部队扩充很快，但部队的成分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违犯群众纪律的事件时有发生，对新兵进行革命纪律教育，就成了军团政治部刻不容缓的紧迫任务。

    恰在此时，周士第、王首道率领中央红军先遣队也到了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带来了一份《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程坦看到《布告》后发现，较之红二十五军唱过的纪律歌，内容更加全面和完整，并且更加通俗易懂，大喜过望，于是根据《布告》内容，参考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苏区时曾经传唱过的红军纪律歌，按照在大别山地区以民间小调填写的一首九字排列的《土地革命成功了》歌的韵律，连夜编写了通俗压韵的歌词，然后和刘华清一起，将歌词填入这支小调中，按照部队行进的节拍，共同反复修改，反复吟唱，经过郭述申审阅后，刊登在军团政治部的《红旗报》上（另一说为《红星报》），当时的歌名叫《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这首歌发表后，由于内容重要，通俗易懂，曲调又是红二十五军的战士们熟悉的，好学好记，并且还便于在部队行进中歌唱，因此很快在红二十五军以及红十五军团中传唱开来。不久，中央红军和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先后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这首歌又迅速唱遍所有红军部队，并很快唱遍了陕甘宁边区。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这首歌不断传唱，很快唱遍唱响全中国，成为流行时间最长、流行地域最广的一首红色歌曲。

    在各地各部门，这首歌的唱腔虽然相同，但各自根据实际情况，歌词各有一些差异。1950年到1957年，总政治部对这首歌组织了几次修改，统一了歌词内容，形成了现在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但与最初的原词原曲区别不是很大。

    父亲向我回忆这段往事时，口述了1935年末这首歌的歌词，与1957年总政治部最后一次修改定型后的歌词内容已经很接近。可惜的是，由于时间太长，这套歌词我丢失了。但我想，从一些文艺部门找到这首歌1935年末版的原词原曲，应该不是很困难的事。

    毛泽东于1947年10月10日拟制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毛选第四卷1241页），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但还不能视同为歌词。

    根据父亲的意愿，我们兄妹于1978年（或1979年）向胡耀邦总书记递送了一份报告，恳求他尽快安排力量，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编作过程进行调研，力争在父亲生前能看到结论。我为了这首歌的来龙去脉，也曾走访过一些老同志，其中郭述申还为此写了一篇证言材料。

    胡耀邦总书记批准了父亲的要求，责成总政治部调查落实。1979年（或1980年），总政文化部的陈奎及给我打电话，要我到他那里谈一谈这首歌的有关情况，我到西什库总政办公大楼见了他。我想，总政的同志，包括陈奎及，可能还有其他单位的有关同志，肯定作了大量的调研工作。据传，李劫夫在“文革”结束后曾说，他曾对这首歌的曲调进行过修饰，但他并不是原创作者。我还记得，这个时期，胡耀邦总书记曾向我们兄妹说过，他确实也不记得中央红军在中央苏区和长征途中唱过曲调相同或相近的纪律歌。

    父亲去世前夕，我们兄妹都很关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调研进展情况，也大概知道了一些调研结果，但并不知道在悼词中写进了他是这首歌的编作者等内容。

    1984年夏，我们全家边吃饭、边收看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实况，当时我的女儿只有六岁多，她突然激动地高声叫道：爷爷的歌！爷爷的歌！我定神一看，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台北代表团”，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乐曲声中，正一同走进运动会场。这是我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台海两岸运动员第一次携手奥运。我也很激动，因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旋律，竟成为代表中国的声音飘洋过海，响彻奥运会场，并通过电视飞扬到全世界！

    1989年6、7月份，北京市的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一天中午，我在单位端着饭碗一边吃饭，一边收听广播。突然，在北京市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每周一歌》节目中，播放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乐曲声，反复多次，播放结束后，又简单地介绍了这首歌的编作过程及其编写者程坦的生平。接着，连续播放了一个星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每天多次，每次都要介绍一下这首歌的编作过程和程坦的生平。我每天都听，感到格外亲切。

    后来我发现，在1990年2月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193——194页上，明确记载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歌词编写者是程坦。

    大概是1993年，监察部的罗兴平给我打来电话，询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形成历史或编作过程，并告诉我，他们准备将这首歌的编写者程坦的生平，刊登在《中国监察大典》上。不久，他们给我寄来了这个大典《人物卷》的部分影印件，其中一篇文章的标题是：编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的副部长——程坦。

    到了九十年代，在全国各地多种报刊上，不断有人发表与这首歌有关的文章，如：《党的文献》1993年第四期；1993年8月26日的《文摘报》第1061期；1996年9月25日《北京晚报》11版等，内容大同小异，都提到这首歌的歌词是父亲程坦编写的，有的还提到这首歌首先是由红二十五军率先唱起来的。

    在《河南日报》1996年10月25日的周末版上，有人以我的名义发表了《父亲留下一首歌》，第一次在新闻媒体上比较详尽地介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创作过程。

    2004年11月1日，在《北京日报》读书版上，发表了从《刘华清回忆录》上摘录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如何诞生的。这篇文章介绍这首歌是由红二十五军首先唱起来的，后来在红军各部队中传唱开来。这首歌曲深受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喜爱，对于加强纪律性，增强军队内部和外部的团结，促进部队作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刘华清写道：“······没有想到这支歌流传得那么快、那么广，影响这么久远。如果这算得上是一份成绩，主要是程坦同志倡议干的，是他的历史功绩······”。

    2006年我发现，在现代出版社于2005年1月出版的歌曲集——《同一首歌——20世纪中国流行歌曲精品》中，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那页的歌篇上，注明词作者是程坦。这是我第一次发现，在歌篇上公开注明这首歌的歌词的编写者是程坦。

    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曲调，还有一种说法。我于2005年从互联网上看到，有些音乐史专家研究考证后认为，这首歌的曲调原型可能是东北地区的一个民间小调，曾被奉系军阀张作霖借用于《大帅练兵歌》向其部队教唱，后作为军歌，被东北军带到了大别山区。1934年及以前，冯玉祥的西北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都曾在大别山地区作过战，围剿过鄂豫皖苏区的红军；特别是东北军，是围剿红二十五军的主力；他们都唱过与这个调子很接近的战歌。红军当时俘虏过不少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官兵，国民党被俘的官兵带来他们部队流行的歌曲，被红军加以吸收、改造和利用，应该是很自然地事情，其曲调首先被“土地革命成功了”这首歌借用，形成了《土地革命歌》。这似乎也证明，《土地革命歌》很可能是在鄂豫皖苏区首先唱起来的。

    大约在2008年4月，我看中央电视台《军事天地》节目，正好是国防大学的马骏教授讲授“中国古代的军歌”专题，他介绍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旋律，最早应该出自德国，是德意志皇帝的“卫队练兵进行曲”。1905年，满清皇朝政府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想为自己的部队编写一首军歌，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为其编写曲子，这个顾问就将“德皇卫队练兵进行曲”提供给了张之洞，歌词是中国人写的。不久满清政府垮台，张之洞的军歌也就不唱了，但这首军歌的曲调却在中国流传开来，由于好学好记，节奏感强，曾被不少歌曲借用，在有的地方还被民间小调借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应该也是借用了它的曲调。

    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歌词，我于2006年9月在“重走中原突围路”的活动中，在商洛地区听到了一种更为详尽的说法：

    红二十五军在长征前，也有纪律方面的歌，但不如后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那么完整和全面。1934年9月（一说7月），受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派遣，程子华来到鄂豫皖苏区，向红二十五军转达了应向西实行战略转移的建议，同时也口头传达了中央苏区发布执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等文件。程坦当时担任中共鄂东北道委员会秘书长，在与程子华的多次接触交谈中，获知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等文件的具体条文，萌生了将其编成歌词的念头，遂结合自己对红军战士进行政治纪律教育的感受，仿照当时流行的“土地革命歌”的歌词写法，以九个字排列成句，编成押韵的歌词，填入“土地革命歌”的曲调，形成了《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拿到鄂东北道独立团教唱。红二十五军建立之前，中共鄂东北道委员会的书记是郑位三；红二十五军于1932年重建，郑位三是组建者之一，曾担任过军政治部主任；不久鄂东北道独立团中的大多数人编入了红二十五军；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向西离开了大别山，实际上走上了长征路。

    1934年12月8日，红二十五军长征进入陕南商洛地区。奋战半年多，建立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部队得以休养生息，离开大别山时主力不足3000人，这时发展至4000人左右，地方武装也发展到2000多人，队伍迅速扩大，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政治思想和作风纪律教育就成为很重要的工作，这时父亲程坦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秘书长，就对他在鄂东北道独立团教唱过的《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歌词进行了修改，安排到每个连队学唱。

    1985年春，党史工作者收集整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歌谣时，在根据地腹地的山阳县，曾听到红二十五军老战士吴高升比较完整地唱出了当年商洛地区唱过的《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歌词中有如下词句：

        红色战士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得注意。

        第一实行民主的纲领，最后胜利才能有保证。

        第二服从上级的指挥，坚决杀敌才能得胜利;

        第三说话态度要和好，接近群众言语最重要。

        第四买卖价钱要公道，不准强迫群众半分毫;

        第五借人家具用过了，当面归还切莫遗失掉。

        第六到处厕所要挖好，不准随随便便拉屎尿;

        第七优待俘虏要周到，瓦解敌军工作最重要。

        第八早起门板要上好，上好门板一律捆稻草;

        屋里屋外赃物要打扫，免得群众心里遭烦恼。

    不少商洛地区的老红军、老同志在回忆中提到，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继续长征，从长安县的沣峪口出发，西征北上，向陕北进发，一路上唱的就是上面提到的《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其曲调与建国后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旋律极其相近。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也抵达陕北，中革军委派贾拓夫到红十五军团驻地，送来了《告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和《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等文件，这时父亲程坦担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秘书长，他当晚就严格按照《布告》的内容，逐条逐句地斟酌，又一次修改了原来所编写的歌词，并与刘华清一起，一遍又一遍的试唱和调整，第二天一大早，就将修改好的歌词送到军团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的手中。

    1935年11月上旬，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在今陕西省富县举行两军会师的庆祝大会，会上红十五军团高唱《红色军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立即引起全场注意，据说毛泽东、彭德怀等人听到最后，激动得都站立起来，热烈鼓掌。刘华清在“文革”后回忆说，当时红十五军团很是出了点风头。这似乎是这首歌传布到红十五军团以外的红军部队的开始。

    从目前了解到的上述情况，可以归结出如下几条结论：

    1、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右，分布在中国各地的工农红军，虽然相互隔绝，信息很不通畅，但肯定都会产生有关纪律的规定，内容大同小异，有的还可能形成纪律歌，这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区的革命政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必然要施行的措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十五军也不会例外。

    2、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央苏区颁发的《中国工农红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布告》，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最为全面完整的红军纪律规定，是一个重要文件，但不是歌词。

    3、目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作为歌曲，可以说发源于或产生于红二十五军时期，成熟于1935年末的红十五军团时期，定型于建国后的1957年。

    4、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可以看出，红二十五军以及红十五军团，非常重视理想、信念和作风等教育工作，非常重视思想和文化等建设工作，是一支政治素质相当高的人民军队，这与他们的领导人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以及郑位三、郭述申等人的坚强领导是密不可分的。

    5、程坦应该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歌词的原创编写者，也应该是教唱和推广《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第一人。

    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情节。1935年红十五军团成立后不久，编入红一方面军，11月，中革军委先后派中央红军的周士第、王首道、冯文彬、张纯清、陈奇涵、宋时轮、黄镇、唐天际、杨奇清、周碧泉、伍修权、毕士悌（朝鲜族）等一批军政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加强政治工作，他们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的编作情况也是了解的。建国后到“文革”结束前，主要是曾在红十五军团工作过的中央红军的这些人士仗义执言，多次吁请澄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编作的真实情况，反倒是父亲程坦每次都拒绝了他们的吁请。

                            二00六年十一月上旬完成初稿

                            二00七年三月十八日第一次修改

                            二00八年九月七日第二次修改